美国人如何看待超自然?

但美国人对超自然的迷恋,远不止布朗恩、卡戴珊和普通网友,还包括科学大师、诺奖获得者和总统等形形、有头有脸的大人物。眼前这本《新纪元科学:超自然及其捍卫者、揭露者与美国文化》,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相当开阔的画卷,描绘美国人围绕超自然的各种社会文化表现。

《新纪元科学:超自然及其捍卫者、揭露者与美国文化》,[美]戴维·J. 赫斯著,潘涛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1 年 6 月第一版

本书仅提供了一条相关统计数据——大约三分之二的人报告他们有过通灵体验(第225页)。这足以令人震惊,但转念一想,英文原版书问世于1993年,彼时数据恐怕不能反映科学昌明的 21 世纪的真实情况。

于是,笔者试着自行查阅更新的资料,竟找到许多与书中相近甚至更惊人的统计数据,这里略举数例:

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曾在2001和2005年发起民意调查,就超感官知觉、房屋闹鬼、心灵感应和预知未来等十种超自然现象,对上千名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进行电话访谈。调查发现,分别有约76%和73%的人声称至少相信其中的一种。这还表明自2001年以来,相信超自然现象的人的比例有所下降。

查普曼大学在2016-2018年的美国恐惧调查中同样发现,分别有约64%、74.7%和75.9%的人,至少相信被鬼魂困扰、古老先进文明如亚特兰蒂斯曾存在和外星人曾到访地球等七种超自然现象中的一种。不同的是,调查显示相信者的比例整体都在上升,“美国人正变得越来越超自然”。并且这很可能是他们由来已久的较为普遍的信仰。

然而,具体是哪些人信仰超自然,他们又是如何将这种信仰付诸实践等问题,还需要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

本书出自美国人类学家戴维·赫斯之手,从书名便可窥见作者的观点:围绕超自然形成捍卫者和揭露者两大阵营,他们都身处美国文化之中。

先看超自然的捍卫者与揭露者。在本书里,像布朗恩这样的人还有个群体身份 ——新纪元信徒。所谓的“新纪元”是指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数十年里的新灵异运动和宗教的发展,常与西方神秘学、超自然信仰等联系在一起。这些运动的建设者即“信徒”的个体身份多种多样,可能是通灵人或水晶治疗师,也可能是相信心灵感应的记者等等。需要注意的是,新纪元运动在美国是全国性的,但没能在整体上形成全国性乃至更大的组织。信徒们主要依各自信仰组成各类地方团体或组织,信奉并宣扬各种被统称为超自然现象的存在,自然是捍卫超自然的一方。

那谁是揭露者呢?对超自然及其捍卫者的最尖锐的批评多出自怀疑论者,他们也被称为“反反科学家”(Antiantiscientists),拥有国际性怀疑论组织——超自然声称科学调查委员会(CSICOP)。在他们眼中,新纪元信徒对超自然的迷信与神秘术和伪科学是一回事。为此他们试图撕下披在超自然现象上的科学外衣,将其打回伪科学的阵营。换言之,怀疑论者致力于揭露一切超自然现象,捍卫正统科学的权威,当属揭露的一方。

作者还考察了第三类人:超心理学家。这里主要指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学者和科学家,他们也被称作“学院超心理学家”,成立了超心理学协会(PA)这样的国际性组织,成员通常具有研究生学历,并在高校任职。在他们看来,超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学科,尽管没能得到广泛的科学共同体的公认。一般而言,他们既不完全反对也不完全支持超自然等现象,但他们的许多研究能为新纪元信徒撑腰,也会求助于后者。

超心理学家是捍卫还是揭露的一方呢?从作者的分析可知,这还与怀疑论者的态度密切有关。在怀疑论者眼里,超心理学家与新纪元信徒是一路货色,因为他们也相信超自然现象,至少是部分相信。就对待超自然的整体态度而言,这三类人并非像各自代表的三种文化那样呈三足鼎立之势,而是形成两大阵营。所以超心理学家也是捍卫者,只不过比新纪元信徒多点科学气质。

前文提到各方成立各自的组织,他们还进行各种活动,可谓五花八门:撰写书籍(布朗恩的预言便出自她与人合著的《末日》)、出版杂志并发表文章、实验调查、举行水晶仪式、参加脱口秀节目和表演魔术等。

作者也没有对此简单进行分类描述,而是找出这些活动背后更深层次的共性,将三个群体有机串联:他们立场各异,却是在潜在文化范畴下运用相同方式建构其差异,共塑并共享着一种超文化(Paraculture),而这种围绕科学及相关话语的文化可被称作“新纪元科学”。作者提炼出三种共用方式:其一,混合宗教、政治和科学话语,利用时空隐喻建构“己方与他方”;其二,自诩己方为救世英雄,遂走上“英雄与布道”之路;其三,在各方甚至内部间建立“社会性别与秩序”。如此高见,顿开茅塞。但笔者唯有选择各自群体的代表,分别简述之:

玛丽琳·弗格森是新纪元信徒的领袖之一,她曾是一份报道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刊物的编辑,后因写作《宝瓶同谋》而名声大噪,被誉为意识研究领域的大祭司。弗格森在认知上将笛卡尔式还原论和机械论视为他方,己方则主张一种整体论和系统论导向的“新”科学;在地理上把新英格兰当作机械论他方,视加利福利亚为己方“转型实验室”。她还借用库恩的范式理论,认为宝瓶时代是“关于范式转换如何发生的范式转换,一场理解革命如何开始的革命”,宝瓶同谋者正是她心中变革美国人心灵的英雄。她强调“女人代表了失衡文明中政治革新的最大一股力量”,因而对女性领导宝瓶转型的方向充满希望。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教授保罗·库尔茨曾领头成立了怀疑论组织。以他为代表的怀疑论者认为,超自然信仰已成一种民间宗教,遂将其定位在“原始”和中世纪这样遥远的时代和位置。他们犹如科学共和国的警察,攻击那些超自然堡垒的杀手。有的人还是双面英雄,如蝙蝠侠那样,为了维护科学秩序甚至会越出科学的边界。在他们眼里,科学仿佛毫无防卫的处女,超自然他方则是咄咄逼人的淫棍。当然,怀疑论者中也有女性,但在数量和地位上远不及新纪元信徒中的女性,所以他们是相对男性气质的,新纪元信徒则是相对女性气质的。那超心理学家呢?他们居于中间。

植物学家莱因夫妇是超心理学家中的头面人物,共同领导美国心灵研究向实验领域的转变。实验家丈夫用“超心理学”取代了唯灵论者的“心灵研究”,并在杜克大学创办了超心理学实验室和《超心理学杂志》,让这门学科离科学更进一步。他自视为“科学与宗教”和“物质与意识”的调解者,通过在科学中引入宗教或超自然的结果, 又将科学方法带入宗教和超自然, 使得他的超心理学与唯灵论和唯物论区别开来。在他眼中,超心理学是革命性的,是“超出物理学的科学的第一个新大陆”,是“打开人的唯物论哲学的大门”的钥匙。妻子则是一名自发案例研究者,她研究了一些涉及女性的通灵体验案例,据此声称女性具有更多的“直觉性”,并认为这种生活的视角能与实验的可靠性互补。

有趣的是,作者还指出这些方式在好莱坞电影中也有所体现。譬如《捉鬼敢死队》等超自然题材电影中的性别秩序:超自然的声音多出自女性,怀疑论者却几乎总是男性,且常常能活到最后。

即使以上内容表明,作者考察的重点是与超自然紧密相关的三个群体,但这里仍有必要强调:本书不是一部专门研究超自然的作品。读者也切莫从书名推测或想当然地以为,其中会有大量超自然及其捍卫者与揭露者“拼杀”的详细分析。好奇者可以读与本次译本同属“科学思维书架”的《伪科学与超自然现象》,也能从旧译本(1999年版)所属“三思文库·科学争鸣系列”中的《科学与反科学》那里得到部分满足。

作者自有他的考量。正如他所说:“我只提供一幅勘测图”,即勾勒出超自然被美国人捍卫与揭露的大致景象。笔者认为,“勘测图”这一比喻恰如其分。

此外,比喻背后还有理论依据。作者认为,本书的理论贡献之一是为了推广社会学家托马斯·吉尔因(Thomas Gieryn)的“勘界工作”概念。所谓的“勘界工作”是指科学的边界是模糊的、有争议的,是随着历史和文化可变的,科学共同体在特定的情境下将科学与其他话语区分开来。

因此,本书也可以说是“通过在具体案例研究中考察勘界工作如何以复杂多变的方式起作用”。具体地讲,作者意在表明科学家如何介入勘界工作以区分科学与非科学,各种群体又如何建构各自边界。

照此思路延伸,会直抵反身悖论(Reflexive Paradox):书中三个群体的知识是建构的,身为人文科学家的作者(第四个群体)的知识也是如此。不过,作者建议从批判社会文化视角(Critical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进行考察,而这将导向一种反身性怀疑论,即怀疑其自身怀疑论的怀疑论。

站在这一视角,一些“刻板”印象会有所改变:怀疑论者过于霸道,其实他们的话语也基于许多未经科学检验,甚至是无法检验的假定;超心理学的合法性与能满足临床实践(如濒死体验)等社会需求更有关系,因为围绕可重复性问题的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冲突,与其说是单纯的智识争论,不如说更是政治和社会争论;寻求超自然现象不是一种对理性的非理性反应,而是一种他择性合理性,也可将其视为美国人特定不安分的额外调解,这种不安分正是美国文化的生命力及其创造性的有机组成部分。

最后,倘若读者将本书往地质学意义上的勘测图联想,那也并非毫无根据,至少它也基于一些田野考察,并提供了统计数据等较科学、准确的基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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